浙江省山东商会

浙江商会周活动之二：儒商大讲堂

10月24日

商会造血：源头活水何处来

　　工商联所属的商会，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集聚之所，也是工商联的组织基础和资源优势。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加快发展，各地商（协）会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成立容易，运作起来却未必称心。有些商会从成立之初就缺乏合理的规章机制，仅凭借一个或几个实力相对雄厚的企业家自掏腰包，之后单靠收取会员的会费来勉强维持。

　　如何冲出困境，实现长期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民间商会会长王钦敏指出，各级工商联组织应着力加强商会自身建设，以具有造血功能的服务项目为抓手，探索“以商养商”的发展模式，增强商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所谓“造血功能”，就是利用商业运作的模式来提供商会正常的运转资金，也就是说，让商会有一个除了收会员会费以外的资金来源。其实在欧洲、美国等国家，依靠会费生存的社会组织少之又少。一般来说，会费收入最多只占整体开支的1/3。而除了会费收入之外，这些社会组织往往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担部分政府职能，增加一部分收入。同时，更多则是通过自身创新，比如投资的方式去“造血”。

　　实践证明，商（协）会，尤其是工商联所属商会组织，要为广大会员服务，要用活动来凝聚会员企业，势必就会产生费用。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进行更好的服务，必须要有经济基础来支撑。怎样利用好商会这个平台，为商会和会员共谋利益，是所有商会都需要思考和努力的。

　　事实上，在2011年前，已经有部分商会开始探索通过商业活动来创收。但由于有关管理条例的限制，起初“以商养会”的概念只能以“擦边球”的形式隐性运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就有以服务的形式收取少量费用，如场地租借、中介等；或者以看似不相关的独立形式成立公司，后以赞助费用的形式将利润注入商会。随着经验探索过程中商会间的互相交流和传播，2011年后，国内影响力较大的网站和报刊上，逐渐出现了对“以商养会”模式探索的报道。在此基础上，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商会开始明确提出“以商养会，以会促商”、“以商养会建立商会造血机制”等观点，开始直接以商会名义运作商业服务项目，甚至有商会直接进行公司化运作。

　　商会通过优化配置和整合资源，探索出有别于传统办会模式的造血机制。总体来看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商会开办实体企业型；成立基金或参股投资等资金主导型；项目合作型；利用平台服务获取收益型。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造血形式，都要以认清自身价值和优势为前提。作为抱团发展的平台，商会最大的优势就是服务，“造血”的源头，就是商会可以提供的各项服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对于“以商养会”的说法，至今备受争议，有待更多制度化的探索和完善。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实现自我造血，商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本刊仅从商会造血的视角，选取各类型案例，与商会工作者们分享做法与相关思考，以期能在今后的商会发展中，为商会改革者提供更多的借鉴，使商会改革落地落实。

10月25日

商会众筹发展成为新热点

　　众筹成就创业。在当前“众筹”受到金融界热捧的经济环境下，“创新改变世界，创业成就梦想”已经近在咫尺。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众筹是实现这一号召有效可行的创新型模式。

　　商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坚持以会员企业需求为导向，在商会内部营造创新创业的积极氛围，并筹划利用众筹项目平台来为会员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此次论坛商会邀请了业界专家和知名人士来讲解众筹方面的知识，改变会员间传统的合作模式，让会员从普通的投资者转化为潜在的市场测试者、产品推广者、产业孵化者，从而推动商会小微企业的成长壮大以及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的蓬勃发展。

10月26日

商会如何建立文化认同？

　　对文化的认同，使商会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从而可以更好地抱团发展。

　　一个商人，如果对自身所属商会文化及自身文化属性认同，就容易亲近商会，亲近同仁，从而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和团结。

　　现代商会文化尽管还不成熟，但却有脉络可循，有倾向性可以把握。比如浙商的团结进取精神、苏商强调的政商和谐观念、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和徽骆驼的吃苦精神，都很好识别。

　　商会文化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对商会会员个体文化信仰的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需要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工作去培养和建立。

　　商会着力打造的和谐文化。通过开展各类活动，促进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会员的广泛接触，不仅为会员合作奠定基础，也是促进会员团结、增强商会凝聚力的手段。 

　　商会着力强调的服务文化。通过实实在在地帮助会员解决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切实发挥商会的排忧解难作用，在会员间形成有困难找商会的共识，从根本上增强商会的凝聚力。 

　　这些举措都是将商会的文化建设具体到商会的日常工作当中，但商会文化建设更离不开独立的文化活动的举办。比如商会举办艺术沙龙、艺术节等系列活动等，通过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提升会员的个人文化素质，继承商会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在会员间形成了以集体办活动、以活动促交流的氛围和共识。 

　　商会应该在企业抱团发展中发挥着聚集人脉、商脉和财脉三方面基础性作用，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所以商会文化的凝聚功能最终还是要通过商务活动的开展得到落实。商会的管理团队要把商务和文化有机结合，让会员加入商会后入有所得、得则能留、留而能久，真正实现企业发展和个人素质提升的双丰收才是我们成立商会的根本目的，也是商会增强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通过商会平台的搭建，每一个加入商会的会员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企业家，获得丰富的人脉资源，这是商会发挥的人脉拓展作用。有了人脉，才有抱团的前提，同为企业家，有相似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有抱团的动力和能力。所谓商脉，即通过会员间交流、信息共享、思维碰撞，能突破单个企业家的视野、信息和判断等各方面的局限，从而比较容易发现到更多商机，寻找到更多投资渠道。同时，也可以在会员间开展业务往来，优势互补，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利润率。

　　总而言之，商会的成功是会员企业对本商会文化认同的结果。

10月27日

商会平台，集百家企业成航空母舰

　　商会能给老板带来什么好处？对行业商会来说，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具体言之，就是用商会的行动来体现出一种新的得失观，并让会员真正认识和树立起这种新的得失观，从而造就出更多的企业家。这可以说是商会的根本任务。

　　以五金机电行业为例。《全国工商联五金商会简介》表明：有众多的会员借助商会牵线搭桥，广交朋友，广获信息，广拓渠道，广播信誉，广聚财源，生意越做越大?。这就是成为五金商会会员后之所得。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经济社会中，交换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从经济活动的眼光来看待会员从商会所得与交会费之间的关系，这仅仅是发生在会员与商会之间的交换活动而已。会员从商会所得远远大于会员所交的会费所值。

　　用循环经济、循环资源的观点来看商会及会员，他们都是资源，是一种互为因果、互惠互利的互动资源。如果会员从商会获得了供求信息、管理智慧、合作伙伴等资源促成了会员企业的大和强，这本身也同时是商会资源的大和强，使会员和商会都在发展壮大，会员和商会都只得而不失。循环资源也在为新的得失观作注解。

　　如果把视野拓宽一点还会看到，会员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和促进本地区、本行业经济的发展。而振兴中华的伟大战略目标，正是由这一个个不断发展的企业、地区、行业所肩负来完成的，一业兴衰系民族兴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此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究竟涌现出多少家民营企业？二十多年过去，经过商海搏击沉浮，现在成功了多少？无须去一一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老天爷要选择适应能力强的。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商海惊涛骇浪更非当年下海时的散兵游勇独行侠?所能抗抵，需要有平台的借助。商会就是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单个民营企业（从广义上讲是所有企业）在商海搏击过程中惟一可以借助的平台和力量。

　　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只存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三种组织形态，民间行业的商会、协会、学会等属于非政府组织形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之曾指出：在美国，至少有七成的美国人至少加入了一个协会，有1／4的美国人加入了行业协会。

　　商海浩瀚，孤军难挡狂风巨浪；而商会平台，集百家企业成航空母舰?，能乘风破浪于商海，带领会员驶向远方。这个道理还需要老板们自己从心底去体会，实质上，这是一个从老板?到企业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市场化的适应。

　　商会由市场化而催生，商会出现后又集合会员推进着市场化的发展。企业之所以要成为商会会员，正是为了提高自身对市场化的适应能力，然后才能谈得上发展能力。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能否认识而且做到，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在经受适应能力?的考验，进而从适应能力?提升到驾驭能力?。商会为企业适应市场进而驾驭市场提供了一条捷径。由老板升华到企业家，当然希望能通过考验的企业越多越好。

10月28日

新时代的商会使命

　　“两个健康”是工商联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也应是商会组织必须履行的使命担当。那么为什么要搞“两个健康”,怎样才能更好做好商会工作?各方面都在论证,我感觉可以用两段引语提供一些素材。

　　第一段引语取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百年通谕》,“人趋向于善,但同时又能作恶。他既能超越眼前之利, 同时又受困于它。社会制度越多将这 一事实考虑在内,不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立,而是寻求两者之间有益的和谐,社会秩序便会越稳定。事实上,以强权去压制自利的本能,只会换来沉重的官僚控制,使自发与创造之泉为之干枯”。这段话为商会工作、 为会员服务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我们为什么要有商会?为什么商会更多的是一种自律组织。是因为基于人性,基于人性的判断,往往通天达地,鞭辟入里。现在的商会工作老是干巴巴的,是因为脱离了人性。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趋向于善,决定了能够发展,能够成长,能够通向健康。人性又能作恶,决定了商会必须经由团结、帮助,尤其是引导教育,方能健康——健康不会轻而易举得来。

　　我们要看到商会服务的对象是非常复杂的群体。因为民营企业是一个能够将好事做尽,又存在能够将坏事做绝风险的群体。看清人有“趋向于善”和 “又能作恶”这两面,联系现实,就能从根本上独到地诠释商会组织推动“两个健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产权,可产生逐利冲动,乃至不顾一切、 铤而走险——故须加强他律与自律, 扬善抑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将资本纳入法治的轨道上。

　　第二段话来自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文子。他讲,“天下大利,比身即小; 身所重也，比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这就解释了商会工作到底要做什么。很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到聚焦点和度量衡，就是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商会到底要做什么，归根到底是要让会员企业都能够去真正地履行义利兼顾, 以义为先。“两个健康”的聚焦点在于能否达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而义利观就是“三观”(价值观、人生观、 世界观),就是天下观。中华文化是舍生取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像义无反顾、大义灭亲、大义凛然, 很多讲的是义。一个“义”字写尽了中华史。传统文化中的仁义、仁善等训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是一脉相承的。

　　什么叫义?举两个例子,温州商人当年做皮鞋,假冒伪劣很厉害,最终在杭州的武林广场一把火把那些鞋都烧了,这就叫大义灭伪,大义灭劣。全国工商联举办点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是大义帮穷。

　　讲“义字当先”。什么叫“义”？义就是让利，就是修身齐国治国“利”天下，就是追求“理性利润”“道德 利润”,就是控制欲望。我们现在说奉献,实际上细想想,哪有奉献,只有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涌泉之恩呢?商会要理直气壮地来宣传 义,宣传义利观。义利兼顾,才能带来更大的利、更持续的利，这才是最有根基的利。

10月29日

中国商帮沉浮录——鲁商

　　地域、血缘、乡谊，传承为一个特殊的名字：商帮。亲密、松散、沉浮，七百多年的故事凝聚为一段跌宕的历史。今日讲述，鲁商。

　　鲁商也叫山东商帮，萌芽于商周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鲁商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的改革后，齐国就出现了中国商业史上首个繁荣期。

　　史料显示，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苦，后来从军到齐国，成为齐国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当时，“齐有渠展之盐”，是列国最主要的产盐地。管仲就实行盐铁专营，囤盐卖到其他缺盐的国家，一举“得他国之黄金万余斤”。

　　管仲的商业哲学乃至治国之道就是明辨利害，趋之以利，在关键时刻创造条件规避风险，获取利润。在他的主导下，齐国实行了灵活多变的外经贸活动，当某种商品在他国便宜时，齐国就提高国内市场价，以吸引流入；需要向他国推销商品时，就改用“天下高，我下”的办法，吸引外商前来购买。

　　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到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以及经营渔盐的业主，这可以说是规模较大的最早的齐鲁商帮。

　　说起鲁商先贤，还有两位代表

　　首先是谋臣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之后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到了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发现那是个“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好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经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应时而动，据说还干了制造陶器的实业。没几年又名动天下，富可敌国，人称“陶朱公”。管仲带给齐国的商业繁荣，在他死去100多年后仍然得以继续。

　　不过，范蠡似乎也遇到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他曾经批评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史料记载，这个小儿子因为在楚国杀人被关进监狱，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但也没能保住。

　　另外一位鲁商先贤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也就是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论语先进》中有写：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弟子颜回安贫乐道，老挨穷，子贡为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财富丰厚。

　　如今的巨商大贾旅游出国，或者到他国投资洽谈业务，都要千方百计和所在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那时候的子贡早就明白这一点，孔子宣传自己学说周游列国时，子贡一直伴随在身边，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追求真知、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积累财富的过程，这可能正是子贡高人一筹的地方。

　　如今如果以漫画的手笔刻画鲁商，那会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他在成为一代富商大贾的同时，他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还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儒商鼻祖”。

　　孔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义利观的长期教化，使鲁商这个群体格外具有道德感。不过，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尤其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鲁商的形成。整体来看，基本上直到清代，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等工业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

　　历史上的鲁商，其实并不如晋商、徽商那么辉煌，但在兴盛时期，也一度控制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明清时期，和晋商、潮商、闽商、秦商等并称十大商帮，具有独占北方的优势。

　　讲鲁商，一定会提到一个发源地——周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这个周村可了不得，被叫做“天下第一村”，据传是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并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的美誉。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到明末清初，已经是和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齐名，成为中国四大“旱码头”，并逐渐形成了以镇中大街为中心的古代商业街市。

　　有一部为人熟知的电视剧《大染坊》，就是取材于周村。剧中男主角陈寿亭，其实是以民族工业开拓者张启垣为原型。清朝末年，十五岁的陈六子父母早亡，以讨饭为业。寒冬夜里无处取暖，冻昏倒在了周村的通和染坊门口。周掌柜一家为人和善便收留他当了染坊的伙计，改名陈寿亭。这个人物热情豪爽，善良正直，但同时头脑灵活，性情刚烈，有勇有谋，日后把通和染坊开到了青岛、济南，成为了一代工商业巨子。

　　初具规模的鲁商们，并没有局限在周村。当时，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历任山东巡抚的新政措施大都在济南推行，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氛围，而且为了与德国控制的青岛相抗衡，清政府在济南制定和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得济南的近代化大大加快，外资大量涌入。在济南开埠后，很多鲁商并没有固守自己在周村的“地盘”，而把商号迁往济南或者在济南设立分号，以寻求更大的市场。

　　当时，外国的许多产品都是中国从没有过或者没有大规模开发过的，同时还有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极大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济南在短短几十年间飞速发展，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也逐渐转向这个新的中心。

　　一般来说，鲁商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说起近代鲁商，肯定是先从闯关东说起。

　　从清朝到民国的数百年间，众多山东人背井离乡，清军入关之后，鲁商出关者也日益增多。不过，这一时期的很多鲁商远道关外经商，并不携带家眷，获利后多返回关内。在乾隆帝死后，东北部分地区对关内人全面开禁，鲁商日渐成为闯关东主流，拖家带口并开始定居东北地区。

　　电视剧《闯关东》讲述的，就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

　　在山东活不下去了，为生活所迫去闯关东，这是当时很多人闯关东时所处的困境。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朝末期，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在长春的大小商铺有1200多家，除银钱号30多家为外省商人经营外，当铺、绸缎、粮栈等大多是鲁商垄断。同样，清末在哈尔滨有4000多家商埠，油坊、绸缎、烧锅、皮货等实业性质的山东商号就有500多家。

　　当时，在东北的营口还有了商会的雏形，叫“公议会”，成员都是商业方面的著名人士。在粤商经营失败退出公议会之后，鲁商在公议会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闯关东的鲁商中，又以黄县就是现在山东龙口市的商人最多。《黄县故事》说：“东三省更成了黄县人经商的战场了，大到都市，小到屯子和窝棚，全是黄县人。”康熙年间，黄县单家村单文利、单文兴兄弟在盛京就是现在辽宁省沈阳市，开设的天合利丝作坊，跨行经营，发展迅速，清朝末年达到鼎盛，规模之大、货物之全，超过了当地所有商家。

　　从古到今，鲁商历经了数千年更迭变幻，从清代的“瑞蚨祥”、“便宜坊”、“四大堂”、“八大楼”，鲁商就威震北京数百个春秋，现代的如海尔、海信、青啤、张裕等“鲁商军团”，跨出国门，屡创商业奇迹，同样让人刮目相看。

　　瑞蚨祥是个老字号了，它最早也是从山东周村起家。周村最出名的是丝市街和银市街。银市街在最兴盛时，票号有128家之多，资本总额达600万两白银。丝市街原来是古老的桑蚕市场，每当收获季节，新泰、沂水、莱芜、泰安等地的蚕茧大量运到这里，等待附近丝业作坊的收购，明代时形成了固定的街市，丝店林立，顾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客商。

　　明清时代，周村纺织业达到鼎盛，有一首民谣流传在民间：“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锦缎。”瑞蚨祥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的。

　　1821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挂牌，1835年，第一家分号开到了济南。1876年，当时年仅25岁的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就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投资8万两白银，成立北京瑞蚨祥绸布店。

　　回想当年，瑞蚨祥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共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以济南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到1927年时，孟洛川每年的纯利息收入就达到300万两白银。在孟洛川运营之下，瑞蚨祥兴盛60多年，成就了一段鲁商传奇，孟洛川也因此成为山东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商人。

　　当代鲁商

　　对于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山东企业和山东企业家，有个称呼叫“新鲁商”。汇源的朱新礼、海尔的张瑞敏、双星的汪海、海信的周厚健、青岛啤酒的金志国等等，都是典型代表。

　　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敢于挑战传统，逐步开创和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新鲁商大多没有什么特权，很多是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沉浮，是平民时代的商业领袖。在他们身上，鲁商精神也在传承中创新。

10月30日

中国商会的发展历史，这五个时期至关重要！

　　在商会正式确立之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各地有为数众多的行会组织。

　　这些行会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这些商业行会的发展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之前，商业行会主要由旧式商铺、手工业作坊以及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组成。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去取得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加紧对中国输出资本和倾销商品，由此，商业行会中逐渐出现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它们所占份额并逐渐增大。

　　担任会馆、公所的总董、董事，大部分都是当地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 例如同严信厚、周晋鏕一起筹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施则敬（子英），就是上海丝业公所的总董。

　　成立商会的呼声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于是商会应运而生。商会于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不论在哪个阶段，商会与政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阶段

近代以来

　　清末实行新政，随后就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1903年清廷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商部，排在外务部之后，位列第二，可见清政府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视，当时商部非常支持商会的发展，规定商会不受地方政府节制，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但管理企业，还兴学堂、办杂志，参与社会管理，帮助政府收税，直到清朝政府被推翻。

　　之后，商会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一直起着积极作用，南北议和时，工商业领袖人物张謇就不同意孙中山做大总统，建议他出国留学，以养人望，因为张謇认为孙中山不是治国之才，领导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只有袁世凯才堪当此任，由于商会不支持深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北伐的军费更是没有着落，孙中山只能让位于袁世凯，南北最终实现和平，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第二阶段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的商会，基本沿袭前清的做法，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在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天津还是上海或是武汉，商会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都是卓有成效的。

　　北洋时期和蒋介石统一全国后，商会的性质、作用都一脉相承，没有根本改变，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有《商会法》，说明当局对商会的尊重，商会的合法权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当时的政府忙于政治与军事，几乎无暇顾及工商实业，但恰恰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直至抗战前夕，当时中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这主要得力于商会的贡献。

　　商会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在敌后，各地商会都在最大程度上给与前方以巨大的支持，他们还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国内抗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的后勤保障，都以各地商会为后援。新四军在江南打游击，其军需物资，大多也通过各地商会筹措与中转。

　　商会还是各种政治势力与地方军阀的财政后盾。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大小军阀的军费来源基本上都是商会提供的，所以军阀们都打出一个口号，叫做“保境安民”，让商人能安全的做生意赚到钱，相当于今天的“维稳”，所以那时军阀与商会的关系比较融洽。

第三阶段

抗战时期——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这一时期，商会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团体组织，具有"资产阶级" 的性质。这时，商会的民间性与官方性并存。商会与政府的共同点，在于维护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经济秩序。商会与政府处于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协调、谋求合作的状态：商会需要借助政府的权力来维护其财产关系和市场运行秩序，期望政府能够为工商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政府则需要依靠商会来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 保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经常性地变化，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相应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当社会秩序发生动荡时，商会希望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会站在政府一边，对反革命的革命政党表示不满；在动荡过去和新政权建立初期，商会支持新生政权，希望当局能够迅速结束社会动荡，回复和平社会环境，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推动经济顺利发展；当既存政权岌岌可危时，商会便"拉开与当权政府的距离，以致最终抛弃这个政府。"

第四阶段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共中央组建中国工商联和工商联同业公会。这是对建国前商会组织的改造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商会组织——工商联受党的领导。它服从于《共同纲领》，团结党和政府，贯彻共产党提出的方针，协助人民政府指导工商业者，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政府的助手。另外，工商联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并进行民主监督。总的来看，工商联是党和政府的附属物。

第五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近几年

　　1979年3月组建了我国第一家全国性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后又陆续成立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港口协会等。

　　在这一时期，商会活动的自主度的确已有增强，但从根本上说，我国商会还没有改变其正当和政府附属物的地位。

　　近年来，以服务为本位的行政理念开始在各国行政改革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于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口号而提出。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商会也应当理顺与政府的关系，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帮助政府实现职能转变。首先，商会必须加强其独立性和自主性，脱离政府包办；其次，商会应以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服务为宗旨，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与政府良性互动；最后，商会应在政府失灵时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和效率优势，帮助政府实现其职能。

　　中国商会由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其中有人民的支持、政府的控制，甚至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发展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后天畸形"，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政府职能及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商会应该发挥其特性和职能，充分利用对政府的影响帮助政府调整经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上诸文节选自商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