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山东商会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接管杭州综述（下篇）

1949年5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解放淳安后，沿排岭的东溪口及杭 淳公路向建德方向进军。5日上午，建德宣告解放。同时，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在淳安县境内歼敌后进军寿昌。5日傍晚，寿昌解放并交由第三十六师驻防。同日， 金萧支队严衡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李铁峰率队人城，与第三十六师共同驻防寿昌县城，维护地方治安。为加强新区建设和帮助解放军筹集军粮，5月9日，金萧支队 严街办事处接管寿昌城市工作组成立，祝成位任组长。次日，祝成位率城工组进抵寿昌县城万松镇，并在建德、寿昌两县境内分别设立建南区署和更楼区署。为有利 党的各项政令的贯彻和实施，有利社会秩序的稳定，5月14日，以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军队干部为主在寿昌建立了县人民政府，由第三十六师政治部委派民运科科 长张炳辰任县长。

5月17日，根据浙江省委关于建立浙江第四（建德）地委和浙江第四专署和接管桐庐、分水、建德、寿昌、淳安、遂安6县的决定，华 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七大队由杭州整队西进。因当时金萧支队部设于桐庐，第七大队南下干部便先到桐庐集中。这些南下干部由中共鲁中南七地委（即泰西地 委）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编成六个中队，共计449人，分别接管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

5月17日凌晨，南下干部乘卡车从杭州 出发，上午到达桐庐。在桐君山渡口受到金萧支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上千人的夹道欢迎。5月18日上午，大队召开南下干部和金萧支队主要干部会议，研究 具体接管方案，决定桐庐县主要由来自山东长清县的第七大队第三中队80多名南下干部接管，分水县主要由来自山东肥城、泰西等县的第七大队第四中队70多名 南下干部接管，建德县主要由来自山东泰西县的第七大队第五中队接管，寿昌县主要由来自山东汉上县的第七大队第七中队⑨接管。当晚7时，在原国民党桐庐县政 府大礼堂召开了地区南北干部会师联欢大会，600多名南北干部欢聚在一堂，大家互相拉歌，整个会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蒋明达、崔健分别代表本地干部和南下 干部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蒋明达阐明了南北干部会师的重要意义和介绍了金萧支队坚持敌后游击活动的概况和建德地区党组织情况，同时，提出了布置接管旧政权工 作任务和要求。崔健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金萧支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绩，要求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做好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工作，并强调一定要加强南北干部之间的团结和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加强组织纪律性，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会后， 金萧支队文工团演出了“青春舞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5月22日上午，分配到桐庐县的第七大队第三中队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共150多人，在原国民党桐 庐县党部小礼堂举行县级会师大会。会上，县委书记董炳宇和副县长丁有进分别讲话，县委组织部部长张振峰宣布中共桐庐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区委、区政府主要组 成人员名单。首届中共桐庐县委由董炳宇、张振峰、张惠心、王新三、高国璋、王明新六人组成，其中5人为南下干部。董炳宇任县委书记。首届桐庐县人民政府县 长王新三，副县长丁有进。

接管分水的第七大队第四中队南下干部于5月21日由桐庐到达分水。5月22日上午，分水县南北干部会师大会在分水县城江 西会馆召开，南北干部300余人参加了会议。来自金萧支队的分水县副县长项雷致欢迎辞，县委书记王文彬宣布中共分水县委和县政府组成人名单。县长田振华宣 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布置了今后任务。中共分水县委由王文彬、谭洪洲、刘建新、刘活源、田振华五人组成，全部为南下干部。王文彬任县委书记，田振华任县 长，项雷任副县长。

5月22日，负责接管建德、寿昌县的第七大队第五中队由桐庐步行到建德县乾潭乡大贩村住下。23日上午，第五中队分两路向梅城 进发。一路沿公路经杨村桥、十里埠，另一路翻越乌龙岭抵达梅城与金萧支队会师。24日下午，在原国民党县政府西院举行会师大会。会上，陈相海代表金萧支 队、胡晓民代表南下干部分别讲话。胡晓民宣布了第九地委关于建德县干部的任职命令和建德县的临时建制，决定把全县划分为5个区，任命了以南下干部为核心的 各区的党政负责人。之后，县委又决定左玉富和于兴胜等10名南下干部到建南区工作，筹建区政府。

5月24日，崔健率南下干部第一支队第七大队抵达 梅城，中共浙江省第四地委、浙江省第四专员公署宣布成立。南下干部崔健任地委书记，李荣村任专员。地委和专署驻地在建德县梅城镇，下辖建德、寿昌、桐庐、 分水、淳安、遂安6县。同日，中共建德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在梅城成立，孙汉杰任书记，胡晓民、徐冰航、陈相海、孙益友、赵仲一为委员。建德县长陈相海， 副县长胡晓民。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全部为南下干部。

由山东东平县干部组成的第七大队第七中队部分人员于5月25日乘车到达淳安县城。5月27 日，全体人员到达后随即建立县委和县政府。张铎任中共淳安县委书记，梁玉如任副书记，崔杰民、郑毓汉、田耕、杜美印为县委委员。梁玉如兼淳安县长，高笑山 任副县长。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全部为南下干部。全县分设5个区，分别任命了区分委书记和区长。

由山东肥城县组建的第七大队第六中队于5月29日 到达遂安县城。随即传达浙江省委文件，宣布中共遂安县委、遂安县人民政府成立。中共遂安县委由书记胡国栋，委员孙子甫、阎子伦、吴笑山、于云田共5人组 成。县委同时发布遂民字第1号公告，宣布吴笑山为遂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全部为南下干部。

六、全面开展巩固政权的工作

杭州市及周边县大规模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任务转向统一财经管理，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和减租征粮、剿匪反霸、生产自救、稳定物价等一系列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工作。

面 对人民政权建立之初的严重困难和考验，南下干部在这些工作中，在当地党员、各界积极分子协助下，依靠市、县、区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遵照中央的指示 和省委的部署，严于律己，步调一致，克服人地生疏、语言隔阂、生活艰苦等困难，全力投入工作。在工作中，他们注重团结各阶层人士，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深入 调查研究，了解熟悉当地实际情况，学习专业知识，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立刻纠正，很快熟悉了接管区的环境，肩负起健全完善各级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开展 剿匪反霸、开展减租减息等重任，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

建立群团组织建立城镇农村各种进步群团组织，依靠这些组织开展工作是党的重要基层工作手段。1949年6月，杭州市江干区委即着手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工作。7月江干木料搬运工会成立，全区1146名木料搬运工人中有1052人入会。至年底，全区先后建立运河木排工会、人力货车工会、钱江码头工会。还在建立木料搬运工会的当月，江干区委派出工作组，在甘王乡开展农民协会筹建工作。次年，江干区的乌龙乡、甘王乡、望江乡、新民乡、云栖乡均成立农民协会。

据 南下干部丁华山回忆说：“我被分配到艮山区(现属江干区），具体工作是在彭埠乡接收联保办事处。当时的工作，第一阶段是利用伪保甲制度。例如当时吃住在一 些地主家，让他们为我们办事情。另外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表明我们解放军的态度，让群众明白我们与国民党的不同，发挥我党优势，尽量接近群众团结群众， 稳定社会。当时第一批能接近的群众以知识青年为主，这些青年多为富农子嗣，还有来自三青团的，而不是一般贫下中农。这个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第二阶段， 到了7月份，正式废除保甲制度，任命我为彭埠乡乡长，建立乡、村、组单位。我们努力依靠群众（主要是中农）和进步青年，侧重保护中农利益，建立农村自卫 团，保证自己的利益。”⑩

开展剿匪反霸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逃离县城，在乡为匪。解放军主力过境继续向南挺进后，这些国民党武装 匪特，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杀害我党地方干部，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进行一系列有计划的反革命破坏活动。1949年6月18日，余杭县三墩区副区 长南下干部陈万贵、民运委员南下干部范玉山在蒋村遭土匪袭击。陈万贵当场牺牲，年仅22岁，范玉山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据接管杭县的南下干部孔德泉回忆 说：“记得6月19日凌晨，老范浑身鲜血淋漓，带着重伤回到三墩区政府叫门。当时是朱怀兴区长开的门，我见状立即把范玉山同志扶到我的床上。范玉山同志用 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在路上昏死过3次，醒了再走，走不动就爬，终于回到了家，我这次不行了，我死了你给家捎个信，我家有3个闺女……’我听了 悲痛万分，泪水夺眶而出，他反而劝慰我：‘不要哭，要勇敢，要为陈副区长报仇，为烈士们报仇。只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才叫革命’。”之后，余杭县南下干 部沈化贞、王守存，杭县南下干部郭彬和南下驻军代表刘维忠、董义孝，淳安县南下干部侯延滋、於潜县南下干部骆景祥、孙文才、王永寿、王绍林、张永武、赵中 源，建德县南下干部金殿佑、王树常，分水县南下干部巩元松等，先后遭土匪袭击或在剿匪斗争中牺牲。

1949年6月21日，浙江军区召开第一次剿匪 工作会议，遵照华东军区关于“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的剿匪方针和省委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对全省剿匪斗争作出军事部署。7 月I日，中共浙江省委做出《关于七、八、九三个月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把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和当务之急。建立健全后的 党的各级农村基层组织，迅速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在整个剿匪斗争中，市、县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公安人员、区武装、民兵、村干部以及积极分子， 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积极投入剿匪斗争。

截止到1949年10月，仅临安三县就歼灭土匪15股，890人，缴获各类枪支325支及大批弹 药，土匪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擒获。大部股匪基本剿灭后，人民解放军陆续撤回，后续剿匪工作主要由南下干部为主的公安部门、县武装大队和当地民兵承担。到 1949年底，杭州市和周边各县土匪基本剿灭，完成了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关于“一年左右基本肃清全省境内一切有组织的武装匪特”的任务。在这场斗争 中，绝大多数南下干部战斗在剿匪第一线，经受住了严峻的革命考验，其中10余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开展减租征粮1949年全省大部地区遭遇罕见水灾，农业欠收，全省用粮紧张，仅杭州就缺粮12万担至15万担，同时还有驻军和浙江准备支援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用粮问题，民食与军粮同时告急，征粮成为一项关键而紧迫任务。

为 了减轻农民受剥削的程度，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以利于筹集军队给养，市、区、县委及人民政府派出有大批南下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队深人农村， 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中，南下干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启发引导农民起来控诉地主阶 级重租重息剥削人民的种种罪行，和地主阶级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同时鼓励贫雇农积极分子组织成立农会，并把权力掌握在农会手中。在农会的主持下，组织债 户与债主、佃农与地主进行谈判，确定减租减息比例。通过减租，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生产积极性提高，秋收冬种的进度比往年大大加快。减租减息斗争的胜 利，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地主在农村中的力量，而且在政治上打击了他们的统治势力，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 济的恢复提供了保证，为征粮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农会的积极支持下，南下干部发扬了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满腔热情地投入征粮工作，挑起了征粮支前的大梁。在南下干部的齐心协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征粮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征粮任务的基本完成，保障了民食和军粮供给，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打 击奸商，保障供给为了解决因物价涨幅过大而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和对成立不久的人民政权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党和人民政府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出发，积 极发展供销事业，征购和抛售重要物资，平抑物价。杭州市及各县分别成立了由南下干部负责的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伊始，立即投人市场供 销，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奸商，保障人民供给的活动。针对仍有一些不法奸商在西药、五金、煤油、烟叶、花布等紧缺物资上动歪脑筋，买空卖空，哄抬物价，妄图 借此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采取了加强采购、扩大供应、实行配给等办法，予以制止。在银行、税务、公安、交通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给投机商以沉重的打击，刹 住了涨价风。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不仅财政收入增加，支出相对缩减，而且财政收支迅速平衡。财政、物资、现金的三大平衡，消除了金融物价紊 乱的隐患。昔日的旧市场被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贸易、合作社和私营贸易分工合作的新市场所替代，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克 服语言关和生活关山东干部南下入杭，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给工作的开展造成很大不便。据第一支队第四大队第六中队接管杭县的南下干部金鸣珠回忆说： “有些乡下的土话简直听不懂，记得有一次问一个犯人，听不懂，让杭州人也听不懂。现在都讲普通话了，过去的乡下土话很难懂，所以问一个犯人要问两个三个翻 译才能听得懂。有一次问一个犯人，我听不懂，有一个局长说他来问，结果也听不懂，又找了杭州市的两个同志，他们说也听不懂。”?第二个是饮食不习惯。南下 干部吃惯粗粮，吃不惯大米，一烧就是夹生饭，吃了拉肚子。南下干部孔德泉回忆说：“当时是供给制，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发45斤大米、95斤柴草、4两黄 烟（即现在的2.5两）和I斤猪肉钱，难得吃上一顿鱼肉。到了1951年初，我省吃俭用，才买了一把油布雨伞，这是我当时置办的唯一家当。”?第三是天气 热，蚊子多。当时条件艰苦，干部不发雨具和蚊帐，

白天日晒雨淋，夜里蚊虫叮咬。金鸣珠回忆说：“当时南下干部哪有蚊帐啊，我在山东时，我母亲纺的 那个纺纱，用一个织布机给我织了个小蚊帐，我只用了两次，有蚊子的话就用烟熏熏就可以了。到杭州后，咬的要死要活的，很不习惯，我想了个土办法，把棉被的 四个角掉起来，在棉被里睡觉。到了七月份才发了一个‘小棺材’蚊帐，人进去刚刚好。总的来说，生活不习惯，语言不通，思想波动很大，再加上必要的生活用品 都没有，我那个单位就有好几个人回山东去了”。后来省委办了青年干部学校、浙江干部学校，招了一批进步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分配到各地，这些学生人数众多， 语言也通，南下干部靠这些学生做翻译，工作就更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七、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 来自山东鲁中南地区、渤海地区、胶东地区的南下干部服从组织调遣，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背上行装扛起枪，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告别家人，远离家乡， 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辗转数千里，历经艰辛，奔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在新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新中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创建，为杭州的革 命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他们中很少有人清楚，这一去将是一辈子。出发的时候，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 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在了杭州，这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到达杭州后，他们又克服了语言不通、气候不适、饮 食差异等诸多不便，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本地干部一起，努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领导杭州人民群众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 变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许多干部战士在剿匪中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些南下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县各级政权干部队伍的中坚和主导力量， 杭州及各县接管后任市(区）、县级主要领导的基本由南下干部担任。他们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党团力量非常强，中共党员占大多数，构成了干部主体，是富有 战斗力的集体。通过他们，上级的政策方针得到有力的贯彻，各级政权得以巩固。二是这些南下干部平均年龄仅20余岁，年富力强并富有基层政权工作经验，且在 南下前和南下过程中，都经过了政治思想与较系统的学习与培训。因此，他们进入杭州开展各项接管工作，皆进行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三是他们大多来 自于革命老区，出身多为贫苦农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久经考验，其中大多为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工作，革命意志非常坚定。他们把老解放区的经验、优良的革命传 统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到了新区，与当地干部群众逐渐融为一体，忘我奋斗，无私奉献，披肝浙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杭州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南下干部当年的生活、工作和战斗经历，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人 永远继承和发扬。(执笔毛雷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