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山东商会

山东南下干部入浙江桐庐纪实

高瞻远瞩的伟大战略决策

1948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 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这些干部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其中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 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并须于次年三月集中待命出发，以便在军队前进的时候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中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我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切困难，为完成此项任务而努力。”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000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南下干部抽调的原则是：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以地区为单位成立大队，以县为单位成立中队，中队建立支部。各级班子一分为二，搭配好之后，一套留原地工作，一套准备成建制南下。每个建制除配备好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干部外，要同时配备好通讯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以便到新解放区后马上能够开展工作。

1949年初，中共山东省长清县委响应党中央号召，动员干部随军南下进行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县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经过自愿报名，县委决定，经地委批准，共选调83名干部和工作人员，由董炳宇、王新三带队，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经泰安津浦路南下到临城，向中共鲁中南区党委报到。

1949年2月，山东各地集中的南下干部15000人，编成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其中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所辖的泰山、沂蒙、沂山、尼山、台枣、滨海、泰西地区分别为第至第七大队。其中，后来全面参与接管浙江省建德地区的第七大队的南下干部则是由中共山东鲁中南七地委（即泰西地委）从地县干部中抽调出来，共配备了1套地委、6套县委、42套分区委的领导班子，内有地级干部59人、县级干部138人、区级干部252人，其中党群干部230人、政财干部186人、军事干部33人，共计科9人。其中，由来自山东长清县的地方干部和主要来自山东肥城、泰西等县70余名地方干部分别编成为七大队三中队（中队长王新三，指导员董炳宇）和七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田振华，指导员王文彬）。为了便于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实行军队编制及军事化管理，统一着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当年3月，各大队陆续集中到山东临城，一边整训，一边待命出发。在临城集训一个多月期间。南下干部主要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以及党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鲁中南军区司令傅秋涛介绍了解放和接管徐州的经验。刘瑞龙介绍了江南的风俗民情和到新区应注意的问题。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也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期间由于三中队的干部思想稳定，情绪高涨，学习认真，受到鲁中南区党委组织部领导的表扬。

4月初一天，七大队接到紧急命令，轻装出发。当晚由徐州乘火车东向沿陇海线到新安镇下车，开始南下千里行军。经苏北、苏中、宿迁、泅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每天步行七八十里，抵达扬州。千里徒步行军对南下干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次很好的锻炼。两腿走得僵直，脚底磨起血泡，但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叫苦。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洗脚穿泡，用针把血泡穿破，涂上红药水。有的同志累得饭也不想吃，倒头就睡。特别是对南方的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初进苏北，刚吃大米饭尚可，随着时日的延长，米饭越剩越多，后来只好动员大家“硬吃”，有的同志实在吃不下，只选吃一点锅巴了事；又加上雨水多气候潮湿，不少同志生了病。尽管如此，大家仍然斗志昂扬，情绪饱满精神愉快，彼此鼓励；休息时，有的讲故事，有的拉二胡，有的唱京剧，一片欢笑声。对学习也抓得很紧。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夜渡江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向江南广大地区发起进攻。同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随军过江，踏上了接管江南新解放区的征途。

4月22日下午，七大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从扬州出发，傍晚到达长江北岸，立即上船渡江，很快抵达对岸的镇江。为防敌机轰炸和蒋匪散兵游勇的袭击，上级命令不准停留，不准走大路，继续向南挺进。经常州、苏州、湖州于5月5日胜利到达杭州。

1949年5月10日，省委召开大会庆祝南下干部和在浙江坚持斗争的干部胜利会师。省委决定七大队负责接管浙西的建德、桐庐等县，建立中共浙江四地委，崔健任书记李荣村任专员。17日到达桐庐县同当地坚持斗争的金萧支队会师。

山东南下干部抵桐、分前两县的形势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集结于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夺取最后胜利。为了配合这一大好形势，活跃在浙赣铁路金华至萧山段两侧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以下简称金萧支队）根据中共浙东临委的指示，提出了“大刀阔斧，放手发展，雷厉风行，加速工作”的口号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作好战略准备。

金萧支队以桐庐县四管乡（今新合乡）的后勤基地为中心，建立起从山区到平原、从分割状态到连成一片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工作的重点也由武装斗争转人民主建政阶段。先后建立起四管、三管、环溪、深浦四个民主乡政权，带领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

1949年3月，为配合南下大军，金萧支队在富春江以西桐庐、建德、分水、淳安四县交界处成立了江西县工委、县政府和金萧支队第五大队。同时在富春江以北，桐庐、分水、新登三县交界地区成立了江北办事处和江北独立中队。这些革命的政权和武装组织在与桐庐相邻几个县的边境积极开展活动。

3月3日，在金萧支队策动下，国民党分水县县长项作梁率领分水县自卫总队官兵起义，同时，分水县歌舞乡保安乡合村毕浦等地青壮年自发的秘密建立各种游击武装，并先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支队和金萧支队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直接帮助指导下，活动于分水、淳安、昌化、转潜交界地区，收缴当地国民党乡政府、地方民团枪支弹药，打击土豪劣绅。4月中旬金萧支队桐庐四管乡后勤基地军民又粉碎了国民党正规和地方部队共2000多人的“围剿”,共毙伤俘敌100余人。

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突破长江天堑后，向浙江急速挺进。为迎接大军做好入城准备，配合接管，金萧支队根据浙东临委指示精神在富阳龙门大章村一带组织所属部队、各县党政机关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开展整风整军，学习政策统一认识，整顿作风，增强纪律，为解放和接管金萧地区各县作好准备。4月30日金萧支队第四大队一部和天目大队解放分水县，分水县遂成为大军渡江后浙江省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县城。5月5日，国民党桐庐县县长逃离县城。下午5时，金萧工委窄溪区政府和区武工队入城。5月6日，全面控制桐庐县金融、邮电等要害部门，桐庐宣布正式解放。

5月9日，金萧支队下达训令，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各县办事处，丁有进、周挺分任桐庐县办事处正、副主任；项雷李新分任分水县办事处正、副主任。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36师一部在钟山吴宅全歼国民党192师残部900余人后，师部由分水抵桐庐与金萧支队胜利会师。

南北干部会师和桐、分两县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9年5月5日，华东南下干部一纵队第支队第七大队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到达杭州。省委决定在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六县之上成立建德地区，建立中共浙江四地委和第四专员公署由七大队负责接管大队政委崔健任地委书记，大队长李荣村任专员。

当时金萧支队部集中在桐庐，因此七大队南下干部都到桐庐集中。5月17日凌晨，南下干部乘敞篷卡车从杭州出发，拂晓到达桐庐。在桐君山渡口受到金萧支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和群众上千人的夹道欢迎。

5月18日，中共浙江四地委和第四专员公署召开南北两地主要干部会议，研究具体接管方案，决定主要由来自山东长清县的七大队三中队80多名南下干部接管桐庐县，主要由来自山东肥城、泰西等县的七大队四中队70余名南下干部接管分水县。晚上7时，在原国民党桐庐县政府大礼堂召开地区南北干部会师联欢大会。600多名南北干部欢聚一堂，大家互相拉歌，整个会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专署副专员蒋明达和地委书记崔健分别代表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蒋明达首先阐明了南北干部会师的重要意义，接着介绍了金萧支队坚持敌后游击活动的概况和建德地区党组织情况。同时，布置了接管旧政权工作任务和要求。崔健通报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和金萧支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绩，要求大家认真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工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努力工作。并强调定要加强南北干部之间的团结，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全体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必须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加强组织纪律性，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讲话结束后，金萧支队文工团演出了“青春舞”等精彩的文艺节目。晚上10时左右地区南北干部会师联欢大会在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降下帷幕。

5月21日项雷带领七大队四中队南下干部由桐庐抵分水。

5月22日上午，两县分别召开县级会师大会。桐庐县南北干部会师大会在原国民党桐庐县党部小礼堂召开，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共150多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县委书记董炳宇副县长丁有进分别讲话，县委组织部部长张振峰宣布中共桐庐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区委、区政府主要组成人员名单。首届中共桐庐县委由董炳宇、张振峰、张惠心、王新三、高国璋、王明新六人组成，董炳宇任县委书记，桐庐县县长王新三、副县长丁有进。

5月22日上午，分水县南北干部会师大会在分水江西会馆召开，南北干部300余人欢聚一堂。会上项雷代表金萧支队四大队致欢迎辞，县委书记王文彬宣布了中共分水县委和县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县长田振华宣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布置了今后任务。

首届分水县委由王文彬、谭洪洲、刘建新、刘活源、田振华五人组成，王文彬任县委书记，分水县县长田振华副县长项雷。

两县县委县政府班子均以南下干部为主，本地干部为辅。两县人民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教育、财政、粮政、工商业、总务6个科和公安、邮政、电信三个局。

开展接管、民主建政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

一、顺利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以南下干部为主的中共桐庐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在驻军的配合下，对旧政权的各项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全面展开。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采取“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方针和中共浙江省委“宁缓勿急，稳步前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军政主要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宣传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新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称《约法八章》），以及对各阶层的些具体政策。通过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和旧政人员了解了党的主张和政策，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工人、农民、工商业者照常生产和经营，一般旧政人员大部分坚守岗位，少部分逃跑在外的也很快回到工作岗位，有的主动和解放军代表联系，听从接管，服从工作分配。

在接管过程中，对保存旧档案好的、工作积极有贡献的，按照特长，分配适当工作，并保留原薪水；对有情况不报，烧毁档案或隐瞒不交者，按党的政策作出严肃处理。至6月底，接管工作基本完成。

此后，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县委、县政府适时开展民主建政工作。桐庐解放后，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是年冬，开始建立乡和行政村。1950年，按照平原地区3000人～5000人、山区15000人～3000人的规模建乡原则作了调整。全县由9个区、44个乡镇、21个行政村调整为8个区、2个镇、80个乡、36个行政村（包括分水）。与此同时，对村级组织进行梳理和充实，解决村级组织中存在的贪污浪费、立场不稳，成分不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思想落后等问题。通过对村组织的整理，村干部队伍中贫、雇农、中农占全县村干部总数的81.9％。1952年11月，开始民主建政工作试点，成熟后在全县铺开。1953年春，各乡镇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镇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副乡镇长组成乡镇人民政府。下设生产、武装治安、文教卫生、拥军优抚、财政户籍土地等委员会，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区乡农民代表会，都已逐步形成制度，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积极性空前高涨，掌好权、当好家的主人翁思想更加明确，人民民主专政进步巩固。

二、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巩固新生政权。

解放初，县委、县政府接管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面临的是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失业众多的严峻形势。1949年6月中旬，驻桐庐解放军奉命开赴西南前线，国民党残余势力认为反扑的时机已到，开始加紧网罗国民党军警特务，兵痞流氓、地主恶霸等反动力量和社会渣滓，扩充队伍，组织武装与人民为敌，一度县境内有“称谓”和“番号”的武装匪特达20余股1200余人。

匪特在政治上，以颠覆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采取收买、利用国民党保甲长、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会门等反革命残余势力，建立情报网络，刺探剿匪队伍的行踪，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枪杀残害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破坏民主建政工作。在经济上，套购金银，贩卖伪币，扰乱金融市场，并策动部分乡保长反抗捐款征粮；在军事上，不断袭击区乡人民政府，骚扰交通运输线，抢劫公车商船和粮店。部分区委和区政府一度被迫停止工作，党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针对匪特的种种罪恶活动，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认真贯彻“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以政治瓦解为主，配合军事打击”的基本方针，正确运用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驻军的配合下，发动依靠人民群众，争取切社会力量，组成剿匪反霸的统战线。同时，部署各区组织精干的武装小组，进驻边沿地区开展清剿、瓦解零星散匪的活动等一系列行动和措施达到肃清匪特、捉尽匪首、挖尽匪根、缴尽匪枪的目的。至年底，桐庐县共歼灭匪特22股，毙伤俘匪徒1240名，武装股匪基本消灭。

在清剿匪特的同时，县委、县政府把剿匪与反霸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解除群众怕“变天”的顾虑；召开大小会议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两县共开展反霸斗争103次，斗争恶霸地主116人，发展农民协会会员29033人，民兵1228人、自卫队员8210人。

剿匪反特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反动势力妄图破坏新生政权卷土重来的企图，安定了民心、保障了社会稳定，锻炼和纯洁了干部队伍，巩固了新生政权。

三、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解放初期，为了减轻农民受剥削的程度，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以利于筹集军队给养，县委、县政府派出农村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农村工作队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启发引导农民起来控诉地主阶级重租重息剥削人民的种种罪行，和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鼓励贫雇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并把权力掌握在农会手中。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会的主持下，组织债户与债主、佃农与地主进行谈判，确定减租减息比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全县共减回粮食2887吨。

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在经济上削弱了剥削阶级在乡村中的力量，初步确立了农民在乡村中的优势，为党即将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至1952年，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前，全县农村中的大量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广大贫雇农则没有土地或者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土改阶级成分划分后，全县共有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业资本家4833户，占农村总户数的10.1%，却占有土地7893公顷，占总面积的44.53%，加上被他们掌握的族田、庙田、学田等3933.3公顷，实际占有总土地面积的65.77％。而占农村总户数89.9％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阶层共有土地6066.7公顷，仅占总面积的34.23％。通过土改，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11618.37公顷，没收农具48357件耕牛2126头，房屋16146间、粮食2036吨，全县共有37162户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通过公平合理分配土地，广大农民群众有了生产生活资料，取得了生存的条件，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土改前少数人占有土地、多数人少地无地的状况，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土改中整顿了各种群众组织，纯洁了乡、村干部队伍，巩固了农村革命新秩序，发展壮大了各级组织，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农村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员干部队伍逐步壮大。

四、初步建立起国营工业、国营商业体系，促进经济发展。

桐、分两县地处浙西中低山丘陵区，两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工商企业寥寥无几，只有一些主要从事铁、木、竹、棕、泥水、铜锡、石作、刨烟、裁缝、制鞋等的家庭手工业作坊。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大量的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国民政府又大肆搜刮，加上战争的严重破坏，以及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两县工农业萎缩，物资奇缺，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苦。至1949年，两县形成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仅有一家火柴梗片厂和两家碾米厂，社会总产值仅1765万元国民经济总收入1011万元，人均60元。

为扭转经济衰退、人民生活贫穷、县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在抓好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扶持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发展，通过盘接濒临倒闭的私营企业，清理公股、公产和接收资本主义工场等形式，初步建立起国营工业的基础。并先后成立县供销合作社、百货、粮食油脂、煤炭、建材、花纱布、烟酒专卖、食品等国营公司和基层网点，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对平抑市场物价、繁荣经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积累建设资金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财政管理上，采取建立财政金融机构、确立人民币为县内唯一合法货币、控制货币投放、加强税收管理、实行税收专职管理制等措施，加强全县财政经济的统管理，使有限的财力、物力能集中使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52年两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139万元，比1949年增长65.36%，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两县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南下干部入桐的历史功绩

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接管新区、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他们把老解放区的经验、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到了新区，为新区的革命和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努力克服语言不通和人生地不熟的困难，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本地干部一起克服艰难险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南下干部又以身作则，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带头学习，带头劳动生活艰苦朴素，对子女要求严格，不以权谋私。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兢兢业业的精神，至今为桐庐人民所传颂。

（执笔：王建中 中共桐庐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