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山东商会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备与派遣

解放战争中，山东解放区作为抗战时期既已形成的革命老区，在国共双方力量发生易位，且中共不断夺取政权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多批次，大规模调备派遣各类干部南下新区，其中，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四级干部数量达数万人。［1］ 山东干部这种地域移动和职业变动为历史罕见，不仅适时完成了对新解放广大地区的有效占领和管辖，保证了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此后的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干部“南下”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山东解放区的响应

1947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遭到挫折后，遂采取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蒋介石认为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对此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攻占山东解放区，便于摧毁中共军事根据地、切断由关外到关内的海陆补给线。面对战争形势，中共中央要求山东、陕北两战区部队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歼灭进犯之敌，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6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实施外线作战；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实施内外线作战，正是这次分兵计划，又称七月分兵，拉开了山东解放区组织配备干部随军开辟解放区的序幕。

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越过陇海路，挺进大别山，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之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即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区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干部支队，跟随野战大军南下，其中有从冀鲁豫、冀南（两地部分地区此前此后属山东行政区划）等地调配的干部组成的南下大队，下辖3个中队，9个分队，共1000多人，其条件以“原工作地区属鄂豫皖、苏皖浙、苏鲁边为好。”［2］ 为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豫皖苏地区实施战略展开，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负责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同南下，并确定主要从鲁中、胶东地区抽派。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从鲁中调派的四批干部约3000人先后抵达渤海地区的阳信、无棣两县集结待命。4月，从胶东地区北海、东海、西海、南海四个地委抽调1000余名干部亦到达渤海区桑落墅。此外，还有从华东局党校、直属各部门、滨海、鲁南等地转移至此的干部。是月下旬，从山东调出的南下干部先后到达濮阳，随即编入随营学校，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6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后的部署，全部5400余名干部编为中原支队，下设6个大队。随之先后从濮阳向豫西开进，于7月到达中共中原中央局所在地临汝县、宝丰县交界地区。［3］ 这一阶段南下干部的组织调配和派遣，由于受战事惨烈和山东老区损失严重的影响，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开辟新区的方针政策尚未做到系统完整，带有随机性、临时性的特征，然而则为此后大规模、正规化抽调干部接管新区积累了经验。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中央九月会议”）。这是为争取尽快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胜利，做好迎接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共中央为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区，大批量有计划系统地培养训练干部，并做好后续准备而提早谋划、布置的重要会议。会议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并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因此，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随军前进，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

经会议讨论通过，于10月28日发出《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亿6千万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和大的城市。到1950年6月，可能发展到3亿3千万左右的人口和1000个左右的县市。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个新开辟区，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左右，500个县则需37500人左右。平均5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要60人左右，500个县有100个地委，共需干部6000人左右。平均30个县设一区党委，每一区党委至少需要干部80人左右，500个有17个区党委，共需干部1360人左右。500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4个中央局，每一中央局至少需要干部300人左右，共需干部1200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以上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000人左右。

《决议》规定：所需上述53000名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17000人，华东15000人，东北15000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同时还规定，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大约需中央局一级160人，区党委一级255人，地委一级1000人，县级350人。此项干部，必须在各地区所抽调的干部内按比例分别列入。山东解放区所属的华东局在应抽调的15000名干部中，必须包括中央局一级48人，区党委一级75人，地委一级300人，县委一级1050人。全体调出干部须于明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为使干部派遣工作有组织有领导，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4］

为贯彻、落实上述规定，华东局在济南战役胜利、淮海战役进行之时，于12月召开了各战略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布置抽调南下干部的任务。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今春调动一万多名干部在执行中过于仓卒，发生混乱现象，且大规模支前参军运动、接管本区新城市新地区需要大量干部，完成此次派遣任务存在困难。但是，华东现有约100万党员，约有20万干部，许多干部长期在一个岗位上尚未提拔；在许多新解放城市可吸收产业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各地各部门均举办了一些学校和训练班，因此干部基础仍然雄厚，可以完成中央所要求于华东的干部，并保证华东解放区工作的继续发展和巩固。《指示》提出：“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各级各项工作干部，包括党务、军事、政府、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报纸以及办学校等等干部”。“对调出一万五千干部，包括区党委级至县委的全套架子，具体分配如下：鲁中南配备：一套区党委级，十套地委级、四十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1766人，政府、财粮1190人，军事724人；担负各级各项主要责任的干部，区党委级15人，地委级100人，县级280人。胶东配备：一套区党委级，七套地委级，四十二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1778人，政府、财粮1604人，军事268人；担负各级各项主要工作责任的干部，区党委级15人，地委级70人，县委级294人。渤海配备：一套区党委级，五套地委级，四十一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1715人，政府、财粮1517人，军事224人；担负各级各项主要工作责任干部，区党委级15人，地委级50人，县委级287人。济南市配备：一套区党委级，两套地委级，五套县区委级，共调576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239人，政府、财粮248人，军事89人；各级各项主要干部，区党委级15人，地委级20人，县委级35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五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206人，政府、财粮178人，军事20人；各级各项主要干部，地委级5人，县委级35人。潍坊市配备：三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120人，政府、财粮99人，军事6人，主要干部、县委级21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配备：一套中央局级，一套区党委级，五套半地委级，十五套县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为3009人。其中各级各项干部：党务、民运680人，政府、财粮672人，军事182人；各级各项主要干部，区党委15人，地委级55人，县委级105人”。“各地应抽调之干部，分作两期集结。今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计：鲁中南600人，胶东1000人，渤海700人，华东局直属机关700人。明天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000人，计：鲁中南3080人，胶东2650人，渤海2756人，济南576人，昌潍404人，潍坊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2309人。”［5］ 此后山东各战略区开始了大规模干部南下的动员工作。

中央九月会议关于南下干部调备的决定，是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跨区域调动干部，从而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中共中央有关此次干部派遣的组织方法、集中培训、后备干部提拔、困难解决、待遇以及所到区域方向，均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各解放区依据自身所处环境和条件，切实执行中央各项规定，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干部的数量和质量，在层层发动组织的基础上展开这一规模空前、时间紧迫的调派工作。山东实际南下干部达  22968人，超额7968名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6］

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次大规模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依据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本年除实现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9省（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诸省）占领外，还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等7省。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30日 和6月11日先后发布《解决粤桂滇川黔宁青等地干部》和《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这是第一批大规模南下干部多数尚未到达派遣区域、仍在行进途中，中央作出的第二次大规模调配干部的指示。在形势紧迫、干部不足的形势下，中央规定，山东等解放区仍需立即训练干部，中共山东分局与华东局及上海、南京等解放城市担负帮助第二野战军解决经营川黔两省的干部，山东等地第一批南下干部配备中改变配属，以便匀出一批干部用于粤桂滇川黔诸省。其中，由山东分局抽调200名县级以上老干部，1000名新干部。［7］

此时，山东除长山列岛外已全部解放，省级机构已迁至济南，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社会各业得到一定的恢复。中央6月11日指示发出后仅半个月，中共山东分局即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抽调一千二百干部的计划》，内称“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及各地干部情况，慎重研究后，决定分配数字如下：1.分局、省府直属各部门抽调一套区党委30人，二套地委18人，五套县委35人，区书区长及相当于区书区长干部100人。2.鲁中南六套县委42人，地委书记1人，地委组织部长2人，专员2人，专署公安局长1人，分区书记区长及相当于区书区长干部60人。3.胶东五套县委35人，地委宣传干部2人，地委秘书主任2人，专署公安局长1人，专署秘书长2人，专署文教科长2人，分区书记区长及相当于区书区长干部共70人。4.渤海县委三套21人，地委民运部长2人，专署粮食局长2人，专署工商局长2人，分区书区长及相当于区书区长干部42人。5.济南地委书记1人，专署公安局科长1人，专署税收局长1人，文教科长2人。昌潍一套县委7人，地委科长1人，专署公安局科长1人，分区书记区长及相当于区书区长干部14人。7.潍坊地委科长2人，公安局科长1人，税收局长2人。8.青岛新解放，徐州干部奇缺，均不抽调。以上共517人。此外分局训练工人300、荣军500、青年知识分子200，总计1517人，其中多余317人，作为机动。务于7月20日集中分局党校，8月1日正式开课，学习时间二个月至三个月。”该计划还指出：“这次中央分配山东1200干部的数字并不算大，这是照顾了山东两次大批干部抽调后干部削弱的情况。”［8］ 同日，中共华东局曾发出《关于抽调一万四千新区工作干部的决定》，内称，中央6月11日电示，要华东地区抽调14200干部使用于今年将要解放的川、黔二省，华东局根据各地干部情况和中央指示的原则，分配山东抽调干部1200名，其中新干部1000名，县以上干部200名。

此次派遣南下干部是中共华东局机关南下、山东分局重新成立的情况下展开的，山东分局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针对前此派遣工作中的问题，广泛发动，认真组织，适时解决各种问题，解除干部的思想顾虑，采取新老结合，老干部为主干的方法，以期达到迅速、高效的目的，便于巩固新解放地区的占领和管控。山东各地在时局变化快速、工作事项增多的环境下，克服种种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及时配备集结南下干部，做好南下各项准备。这批人员后根据华东局指示，于7月下旬集中老干部（县以上）340人和西南籍干部10人，共计350人由济南出发，10月5日到达徐州，归属第二野战军序列，并于其他解放区南下干部组成的西南服务团最终抵达四川、贵州、云南等新区开展接管工作。其余免调，后大部回到原工作区域。

二、山东南下干部的组织调配与集中培训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事被不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战略决战的态势逐渐明朗，派遣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成为中共中央为巩固战争成果，进而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方略。山东解放区作为中共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持续发展，并且基础上处于独具一省的地区，在组织子弟兵团和民工随军征战的同时，先后多批次选派大量干部南下开辟新区，成为贯彻实施这一方略的重要地区，并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山东是北方建立中共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初期曾经历了严重的挫折，以致与中央失掉联系近三年。1936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后，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得到一定恢复发展，从而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作了准备。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党组织、民主政权以及群众运动在艰苦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壮大，到1949年山东全省党员达到75万人。［9］ “据不完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有69万多名青壮年参军，有1106万名民工、民兵支前。”［10］ 在中央第二次大规模调派干部后1949年4月，华东局组织部曾统计，山东各级组织因干部抽调变动很大，“原有干部96968人，今年新提拔刚脱离生产干部36913人，这次南下22968人，现在尚有102913人。”［11］ 这说明山东解放区有较为雄厚和良好的干部基础和民众基础，这成为顺利完成中央规定任务的有利条件。

山东解放区大规模发动组织干部南下是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仍在延续的态势下开始的。到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上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队18个旅（师），约20万人，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4。对此，毛泽东曾评价：“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东北为第一位；就军事论，山东为第一位。”“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12］ 1947年6月至9月，国民党重新集结军队向鲁中、胶东解放区发动进攻，迫使华东局及党政军群各部门机关向渤海区转移，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党政军群机关人员大规模转移与辖区易手，造成严重的财政粮食困局。此时，“山东全省127个县城（包括新划县）有104个县城被敌暂时占去，不仅各种税收全停，而且各地积蓄物资粮食遭受严重损失。计渤海损失公粮5000万斤，物资80亿元（合目前价数）；胶东损失公粮4000万斤，物资40亿元北币，滨海损失公粮1000万斤，物资40亿元；鲁中鲁南两地为主要战场，公粮物资除大部分消耗外，几乎全部损失。” ［13］ 山东老区开始出现灾荒，“1947年入冬不久，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即出现灾民300万人，全省荒芜土地达205.4万亩。”［14］ 为解决战事频繁造成的巨大消耗和出现的灾荒，中共华东局于1947年10月提出解决财政供给的三大方案，即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翌年1月至2月，华东局又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春耕生产和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并提出“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救灾口号。针对当时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出现的“左”的错误，9月1日华东局作出《关于推迟土改整党全力进行生产救灾和支前的指示》，提出“根据华东具体情况向中央报告，建议把华东土改任务推迟进行，以便集中力量去进行战争支前与生救工作，争取战争与生救的圆满胜利，准备更充分的条件与力量来完善的完成土改整党任务。”［15］ 山东地区国共双方军队拉锯状态虽造成解放区面临诸多困难，但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全体军民共同努力下，随着形势的扭转，社会生产和支援前线工作仍在不断坚持和发展之中，干部南下工作也在持续和完备起来。

194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抽调干部南下的问题，其主旨是为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必须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干部，并提高现有干部的理论水平。待某一地区解放时，这些预先按建置配备的干部即随军进入该区，使占领和接管工作得以及时地有秩序地进行。调动配备南下干部，是在战事紧张进行之中展开的，并与支前、恢复生产、土地改革、整党等项工作交织在一起，此一阶段的干部调配在部分战略区内进行，带有紧急、指派的特点，工作准备不够细致，未能做到广泛发动、充分动员，南下干部持有临时任务观点。随着各解放区此项工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抽调人数的增多，其调配程序、调配方式、培训方式方法与内容、干部条件与待遇等不断细化、系统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派遣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后，南下干部派遣工作进入各战略区相互统属、密切协调的新阶段。山东解放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承担起中共华东局派遣干部的主要职责。

第一，调配程序环环相连，紧密结合，华东局根据中央分配给华东地区数额任务，于1948年初冬在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由各战略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部署山东各地抽调干部安排问题。各战略区据此将分配到的任务细分给各个地委。最后，各个地委再将分配名额落实到所辖县份。由上向下逐级传达，总的要求是“应在党委统一领导和布置之下，通过组织部门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准备干部的任务，克服过去干部调动时的简单化与单纯任务观点的错误。我们必须既做到调出一万五千干部都很健全，都能称职，都自觉自愿的到新区去工作，又要做到原有各级党政军民各项组织仍能健全的发展工作。”［16］ 各战略区在同级和向下布置调配任务时，均根据华东局编制表酌情增加一定数量，如鲁中南区计划调出3680人，而该区则准备外调4430人。渤海区原计划调出3456人，实际南下干部超过5000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山东解放区各地普通已有数年以至十余年的工作基础，各级干部经过斗争环境的锻炼，经过动员积极性主动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进行了组织准备工作，首先充实各类机构，设立副职，配备双套各级各类干部，其次作好抽调计划，以便随调随补，并按现职依层级提拔干部，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又在某一岗位上长期工作的干部，这包括“三年五年的村长、支书及区长、区书，五年八年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县长、专员等”。通过调配程序上的层层负责，有效地保证了各地区南下干部的派遣，干部队伍规模和数量得到扩大和增加。

第二，采取按比例、完整配备、整体调出的调配方式，以保证到新区后即可开展工作。在山东解放区应抽调15000名干部中，中央规定必须包括中央局一级48人，区党委一级75人，地委一级300人，县委一级1050人。1948年9月10日，华东局组织部、华东军区政治部在《关于抽调南下干部的通知》中规定：“分区与地委级以上干部由华东局、军区按名册指定抽调。”［17］ 地委对县级、县委对区级干部采取思想动员、组织发动、自愿报名、上级批准的方式进行。此次派遣，山东各战略区及华东局全套配备的党委架构，共包括1套中央局级、5套区党委级、30套地委级、151套县区级。山东各地在组织调配过程中，抽调的人员特别是县区级干部数量突破任务规定，因此县区级架子有所增加。同时，注意各项工作负责干部的搭配，根据山东干部状况尽可能抽调专业干部支援新区。如1947年冬为支援中原解放区，山东派出首批战时邮政干部72人，于1948年1月抵达河南内黄，其中从事邮运、邮务、收发、交通专业的干部51人。［18］ 山东解放区机关报《大众日报》和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先后多批次派出人员支援新解放城市报纸和新华社，协助创办了《江淮日报》、《中原日报》、《新徐日报》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秋至1951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从《大众日报》社调出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就有二三百人之多，占原有编辑部和行政管理干部总数2/3以上。”［19］ 1948年1月，山东新华书店派出30余名干部南下河南开封、洛阳等地，筹建新的书店。山东各战略区干部学校添设和增加专业干部培养训练机构，为解放后的新区恢复和建设储备人员。1948年6月，渤海行署将原渤海公学、会计专科学校、工商学校、青年学校、烈军工属子弟学校合并成立渤海区干部学校，内设行政、财政、工商、青年、实业、直属等6个大队，共有学员2092人，培训结束后多数学员即随军南下。［20］

第三，南下人员批准确定后，各地立即逐级集中整训，解决南下干部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使之对随军南下任务更加明确，进一步增强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中央《十月决议》后，华东局即决定山东解放区“各级党委于12月选送三千党员干部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各区党委如已经有党校的，应继续办理和扩大，如未开办的，应积极开办党校，加强党校领导，改进党校的教育方针和计划。”［21］ 为适应大规模调出干部的需要，各地委和县委举办了区村干部训练班，训练已工作二至三年新近提拔的区村干部，提高其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在山东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各地开办了各种性质的中等以上的学校和训练班，吸收新解放城市如济南、徐州、潍县、烟台、淮阴等地的知识青年、旧职员及技术人员参加学习，采取短期培训、速成教育的方法，激发其革命热情，提高政治认识，合格者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此时，中共华东局所办的华大、军大、农专、工专、商专、交通学校等17处干部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加快培训干部，到1948年底吸收学生一万人，1949年二、三月间就动员五、六千学生南下。［22］ 山东各地为扩大区乡干部的后备规模，还在地委级成立县学，形势较为稳定的渤海区1948年四个地委共举办县学93期，培训乡村积极分子14653人，从中提拔区乡干部6294人。［23］ 这不仅强化了南下干部的整训，也为原有各级党政军民组织健全的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从1948年10月中央发出《决议》到是年12月，山东各地各级抽调的南下干部陆续由县委所在地向地委所在地、区党委所在地集结。根据华东局12月25日《指示》，山东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第一期所调3000人，于12月底先到华东局党校集中学习。第二期1.2万人于1949年2月集结。1948年底前后，渤海区一地委抽调的730多人、鲁中南区抽调的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的400多人，胶东区抽调的900多人，陆续抵达益都县境内华东局党校所在地王岗村一带。首批南下干部组成华东局党校四个部，原各大队党委改为部委会。党校领导与部委会负责人组成学委会，由其统一领导、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学习教育。1949年1月中旬，已有3000名学员的华东局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解放区的党政负责人饶潄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郭子化等出席。到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办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干部和学员，共计1.2万人，陆续从各地汇聚鲁南临城地区，与先期到达第一批人员会合。至此，山东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集结完毕，在临城周围的沙沟镇和微山湖一带乡村地区开始了新的整训学习。为保证南下干部的有序与规整，全部人员实行军队编制，并在行政、生活、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方面建立组织机构。山东解放区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为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为第二支队，渤海区为第三支队，胶东区为第四支队。支队下辖大队（地委）、中队（县委），按原有行政区划编成。

此次整训比此前南下干部在区党委、地委的训练，更为突出了时事政策教育，以期使广大南下干部在思维模式和工作思路上能够跟上工作重心转移的变化需要，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进行了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主要包括打背包、列队、急行军、传问口令、防空袭、警戒方法等，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容军纪等。整训期间，还为南下干部发放了军衣、被褥、雨布、米袋、布鞋等生活装备，并对南下过程中经费开支、供给标准、运送交通工具、饮食和医务及通讯人员配备作出规定，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强化时事政策学习，主要采取学习文件、听取报告、座谈讨论以及个别谈话的形式，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南下新区的决心，了解党的不断深化的方针政策，提高阶级觉悟、政策观念和整体观念。学习的主要文件有了《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在此期间，南下干部还及时学习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华东局、干部纵队、大队的各级负责人针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南下干部队伍的情况，结合任务要求以口头报告的形式，进行再动员和部署，进一步激发干部的热情和自觉性。

各级南下干部群体中，初期程度不同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如干部普遍年青，有的刚结婚、留恋刚稳定的生活；有的顾虑过江后讲话听不懂，生活不习惯；有的在土改、整党等运动中挨过批斗，受过委曲，思想情绪起伏较大；有的顾虑过江后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困难大；有的文化程度低，担心不能适应新区工作；有的家庭负担重，老少无人照顾，存在很大的担忧。在初期动员时这些问题就已显现出来，一部分干部认为形势发展很快，南调是肯定的；另一部分干部服从组织调动，但调不着也好，此类干部占大多数；再有少数是不愿服从组织调动，甚至“弯腰”或开小差。在经过反复动员、确定南调名单后，个别干部思想仍有波动，受乡邻和家人牵制，到集结之时依旧苦闷彷徨，［24］ 对此，各级党委按照南调派遣工作要求，通过思想教育与组织处理相结合的手段，有针对性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各地采取反复动员反复教育的形式，积极分子带头，县委领导登门做家属工作，注意恰逢年关工作停滞，解决部分干部过重的地方观念和家庭观念的思想顾虑，强调服从组织调动是党员的起码条件，启发其下定南下决心。对个别经反复动员教育仍不服从调动，且影响较坏者，则采取开除出党、撤销职务的处理。针对南下干部存在的实际生产、生活困难，各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采取了如下措施：其一，南下干部家庭，其家属一律按军属待遇。1949年5月27日，新成立的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远调新区工作干部之家属按军属待遇的通令》，再次重申这一政策，要求各地认真执行，并对这一工作彻底检查，以解除南下干部的家庭顾虑。［25］ 其二，对南下干部家庭缺乏劳动力，生产困难者，区、村负责帮助解决，用“固定代耕”、“包产量”与“拨工”等代耕方式，使其土地农产量不低于一般农民。有条件的组织军属参加各种副业生产，增加劳动收入。对生活十分困难者则发放补助粮。上述措施在山东各地得到普遍执行，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南下干部的忧虑，鼓舞了士气，保障了派遣任务的完成。

从1948年10月开始组织到1949年3月集结整训完毕，山东解放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批南下干部完成了挺进江南的各项准备工作，分批陆续南进。此时经过整训期间人员的进一步补充，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由4个支队组成，第一支队由鲁中南干部及华东大学的学生组成，编为10个干部大队和1个学生大队，渡江后分配到浙江各地；第二支队由华东局直属机关及昌潍等地区干部组成，编为4个干部大队，渡口后接管上海地区；第三支队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编为6个干部大队，渡江后大部去了浙江，少部分去了上海（其中大部分后来又南下福建）；第四支队由胶东区干部组成，编为7个干部大队，后到苏南地区参加接管和建政工作，其中部分干部被抽调到福建和大西南。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大规模南下干部的组织调配和派遣，使数万名山东籍的党政军群各类优秀干部到南方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从而为迅速巩固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山东各战略区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破除地域界限，克服多种困难，在组织动员、人员审定、集中整训各个环节有效开展工作，并且适应形势的变化，推动调配工作走向系统化和正规化，创造性地完成了配备和派遣任务。（作者：刘大可）

参考文献：

［1］山东南下干部迄今未有详细确切的统计数字，如将其他解放区和部队转业的山东籍干部，以及抗战胜利后北上东北的干部统计在内，数量将达10万以上。山东解放区南下的地方干部有3万余人。

［2］《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

［3］山东省档案馆编著：《山东干部南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7～10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371~375页。

［5］《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9~482页。

［6］《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3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659~661页。

［8］《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43页。

［9］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2页；第765页。

［10］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2页；第765页。

［11］《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4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646~647页。

［13］《饶漱石关于山东各方面情形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14］《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

［15］《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页。

［16］《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0页。

［17］中共山东省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光荣的使命》，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18］《山东战邮回忆资料专辑》第2辑（内刊），1990年6月，第517～520页。

［19］朱民编著：《大众日报五十年（1939-1989）》，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20］《山东解放区教育史》，明天出版社，1989年，第89～90页。

［21］《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3页。

［22］《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1～482页。

［23］《山东解放区教育史》，明天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24］参见《南调干部工作总结》，《一切为了前线》（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5辑，内刊）1988年，第90～94页。

［25］《山东革命历史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4～495页。